永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永城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林欣儿帮助永城的地下党组织，完成了政权建没，抗日武装的建设之后，奉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将永城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交于当地的抗日武装。
之后，林欣儿率游击支队来到了苏南的武进县。
林欣儿在豫东，虽然都在与日军频繁作战，有较大的损伤。但是，由于他们的实际行动，彰显了他们的抗日形象，所以有不少青年报名参加了林欣儿的队伍。不到半年时间，队伍一下子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
林欣儿率领队伍来到苏南后，积极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建设。此时，苏南抗日局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然打开，民众的抗日热情有了明显的提高。
新四军整编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国民党军事当局赋予的任务，于1938年4月28日派粟裕率先遣支队，前往敌后进行战略侦察。
5月初，叶挺、项英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以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胜利。”
随之，陈毅率1支队于6月进入茅山一带，在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展开。
张鼎丞指挥2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在京芜铁路和京杭国道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展开。
谭震林率3支队在1、2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前线作战地区。
高敬亭指挥4支队开进皖中，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
四个支队，就像四把尖刀插入敌后，在日军占领的最重要的扇形地区内展开，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改变了华中抗战的军事格局，占有了特殊的战略地位，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重大战略作用。
它的这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不是表现在一时一地，而是贯穿于整个抗战的全过程。
抗战初期，新四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作战，特别是在徐州、武汉会战期间。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占领京、沪、杭后，派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沿津浦路南北对进，以打通津浦线连接华北华中两个战场，然后沿陇海路和长江西犯，进逼中原，攻取武汉。
为了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各支队分头向日军发动了进攻。
其先遣支队于6月15日冒雨到达南京与镇江之间的下蜀街，破坏南京至镇江的铁道，以阻京沪之敌，使日军的一列火车出轨。
6月17日又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的车队，击毁日军军车4辆，毙伤日军少佐以下20多名，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这是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仗。这一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也充分显示了新四军在江南敌后抗战的巨大能力和光明前景。
随后，1、2两支队在京沪铁路、京芜铁路、京杭国道两侧，发挥近战、夜战特长，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先后取得了新丰、新塘、江宁、当涂等100多次战斗的胜利。
3支队在皖南前线的马家园毙伤日军300余人。
4支队于5月12日在蒋家河口全歼江北日军巢县守备队后，为牵制日军西进，破坏日军补给，在安合公路两侧对日军连续作战数十次，毙伤日军1000余名，击毁军车150余辆，并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后，连续进行的战斗有280余次，毙伤日伪军3200余人，俘虏600余人，击毁军车180余辆，毁掉桥梁90余座。
新四军在敌后进行的神出鬼没般的游击战，不仅严重地威胁了日军的指挥中心，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补给，而且造成日军伪军心理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恐慌，迫使敌人不仅不能从占领区内抽调人力物力支援正面战场作战，还不得不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他的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
日军为了维护后方治安，将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驻防部队，由3个联队增到两个多师团，并不惜放弃宣城、溧阳县城和一些小的据点，集中兵力防守大据点。
这就很有力地削弱了正面战场敌人，使敌人腹背受敌，首尾难顾，战略机动性受到限制，给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减轻了压力，创造了打击和歼灭敌人的机会。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新四军独立自主地担负起了华中地区守土抗战、收复失地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