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海战是1937年8月16日-12月2日国民党在江阴发动的一场海上保卫战。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中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之前制敌机先、封断长江航路，并防止日军再度溯江而上，拟定在1937年8月12日执行封江。
但因计划泄露，日舰先行渡江，计划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8月16日，中国军队主动出击偷袭日军旗舰，震惊日本，同时也拉开了江阴海战的序幕。
1937年9月下旬，日本海军增派舰只70多艘、飞机300多架和战斗人员10万人，力图打通江阴防线。
1937年9月23日，决战爆发，面对着日军海空的立体进攻，国民党海军虽全力抵抗，但终究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国民党海军主力舰队全军覆没，海战失败。
江阴海战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春秋年间，吴国就已在江阴的席帽峰修筑烽火台。
自南北朝起至宋、明历代均在此地驻屯水师、设置关隘。
韩世忠、辛弃疾等抗金英雄都曾在此驻防。满清更是早已重视起这一战略要地的营建。
民国后，江阴要塞在军阀混战中年久失修，装备陈旧过时。
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为把这里建设为拱卫京畿的屏障，积极完善要塞防务，改土炮为洋炮，增筑堡垒，增设炮台、守军，可谓不遗余力。
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要塞区已有黄山、东山、西山、鹅山、萧山六大炮台，配备最新的德制88毫米战防炮8门，德制150毫米加农炮4门，各型旧式榴弹炮19门（口径均在150毫米以上）。
军政部电雷学校的快艇部队也驻守于此。
随着抗战烽火的降临，在这里展开了二战中中国战场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海空大战。
1935年7月，南京的夏天，溽暑如蒸。日后纵横北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德国陆军名将法尔肯豪森，鉴于日益紧张的中日形势，正在他的顾问府内挥汗如雨地起草《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
“……东面有两事极关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江面虽宽，然究为极狭隘之水道，航路异常困难，稍大战舰不易机动，下游已有许多窄隘可用，应用方法（游动炮兵、飞机）作有效之封锁。……长江封锁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利用许多地险及天然便于防御之地形，推进至上海附近。……”
法尔肯豪森的这份建议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在这个报告中，他基本准确的判断了日军可能的进攻方向和特点，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主要防御地区、兵员配备和可以采取的相应措施。
日后中国军队保卫上海、南京、决堤花园口、退入内地持久抗战等行动，大多都在这个文件指导下进行。
按照法尔肯豪森的设想，中国东南国防的第一线是以淞沪线、吴福线（吴江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构成的永久国防工事，其后是江阴封江，再次是保卫南京。
他预计，整个过程可以坚持1—2年，在此时段内国际形势必将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外卢沟桥上的枪声，打响了抗日卫国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枪。
战争爆发后数月间，日军节节推进，华北战局岌岌可危。
南京国民政府预见到战火不久后必然烧到南方，几乎就在日军开始进攻上海的同一天，在德国顾问团指导下制订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颁发了。
这个方案明确指示：“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内之敌舰，并绝对控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
从这一天起，中华民国海军走上了抗战前台。
海军，是一个国家，尤其当它还是拥有18000多公里长海岸线的大国的生命所系。近代中国每一页落后挨打的历史，几乎都带有海水的苦味。
阻绝日军入江的具体战术，在海军高层的决策下此时终于出台了。选取却是一种最为昂贵而又笨拙的方法：沉船封江。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中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之前制敌机先、封断长江航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日军第11战队13艘舰船和大批日侨的归路，作为与日交涉的筹码；并防止日军再度溯江而上。
海军代表陈季良提出立刻实施沉船封江行动并获批准。
会议决议在1937年8月12日执行封江。
谁料风云突变。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濬，早已被化名廖雅权、潜伏在南京汤山温泉当服务员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引诱下水。
当晚，他即将绝密情报传递给与之接头的日军谍报人员。
1937年8月11日及12日两天，长江中游的日本舰船匆忙下驶。汉口、九江、沙市等地码头，日侨蜂拥而上。
这一行动保密工作做的相当好，陆续通过江阴“锁航要塞”的日舰并没有卸下炮衣备战，人员则在舰桥上游晃，居然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
当时中华民国海军第1舰队的“逸仙”、“建康”、“中山”、“永绩”舰及第2舰队的部分舰艇正由第1舰队司令陈季良海军中将指挥在湖口集结，江宁和江阴要塞的火力也已作好准备。
但因事起匆忙没有协调好，当日本军舰陆续经过时，国军部分要塞单位因为警惕不足，未能及时作出回应。
而注意到异常的海军舰队则因没有接到截击指令，只能按兵不动。
等到中华民国海军部醒悟日军已经撤退时，截击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
到13日中国方面开始封江时，总数13艘的日舰（包括旗舰“八重山”号）已经走脱一空。
我参谋本部紧急由南京与江阴两面派队沿江搜索江面，一直到团山边境两个搜索队相会，才证明日舰已全部逃脱。
最后仅在汉口附近捕获了日本商轮“大贞丸”，在江阴附近捕获了“大贞丸”。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中华民国海军部长陈绍宽正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顺便向英、德等国采购军火舰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