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红军长征后，整个湘赣省苏区只留下5个独立团约3000余人，装备也很落后。
国民党当局趁主力红军撤退之机，纠集5个师的兵力，对湘赣苏区构成包围之势，妄图一口吞掉湘赣红军。
陈洪时、谭余保率部跳出重围，进入安福县境的武功山区。
但是，敌人一直穷追不舍，采用“分进合击”和“篦梳”战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935年2月，彭辉明在武功山双园坪战斗中牺牲。几个月下来，部队减员甚多，只剩下800余人，仅有的一部电台也已损坏，湘赣省与红六军团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就在红军游击队处处受挫的生死存亡关头，省委书记陈洪时却叛变投敌了。
从湘南边界回来的谭余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呆了，半晌，才咬着牙根骂了一句：“娘那么皮，真是可耻！”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湘赣省的“三巨头”就剩下谭余保一个人了。
在国民党报纸“武功山共匪基本剿清”的叫嚣声中，谭余保带着身边的几个干部战士，跳出重围，神不知鬼不觉进入莲花县的棋盘山区。
他们分散行动，四处联络，寻找失散的同志。
几经辗转，很快就找到了独立五团团长曾开福、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莲、三团政委刘培善和莲安萍中心县委书记朱水生等100余人。
7月下旬，谭余保在棋盘山丝瓜塘召开了有40余人参加的湘赣省干部紧急会议。
会上批判了陈洪时等人叛变投敌的可耻行径，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
会议制定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并研究了行动方案和工作任务。
面对极其险恶的斗争局面，谭余保挺身而出，勇挑重任，擎起了湘赣边革命斗争的大旗。
在这次会上，撤销了原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组成了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刘培善、段焕竞、王用济、谭汤池、颜福华为常委的湘赣临时省委。
同时还成立了湘赣军政委员会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主席，曾开福任司令员（曾开福叛变后，谭余保兼司令）。
棋盘山会议，是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转折点。虽然整个游击队只剩200余人，但通过开展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战斗力也更加强了。
为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谭余保将原游击队建制改编成3个大队和1个教导队，坚持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余地，采用隐蔽分散，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斗争。
谭余保幽默地解释说：“敌人来得多，我在茅山坐，敌人来得少，我就跟他搞，以后打仗就这种打法。”
湘赣省委和湘赣游击队，在谭余保的领导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安宜萍、茶攸莲几个中心县委也恢复了党的组织。
游击队经过整编，更加灵活机动，在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声东击西，昼伏夜击，摧毁车田、南庙、严台等国民党守军的碉堡11个，打垮吉安县油田区一个保安中队，杀了永新县浬田区长漆伯昂，在安福县洲湖镇击毙了下乡巡视“剿匪”的国民党县长朱孟珍，震惊了国民党当局。
《江西民国日报》描述说：“千余共匪，袭击安福，县长殉难……”
出人意料，疾恶如仇的谭余保和“肥羊”成了朋友
1935年下半年，湘赣边游击队发展到近300人。时入冬季，游击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
谭余保和几位领导商量，决定去茶陵老家吊一只“肥羊”。
这只“肥羊”名叫周季勋，茶陵八团乡人，15岁就考中了秀才。
此人仪表不俗，口才很好，为人耿直，血气方刚，在地方反贪官、赶县长的行动中敢说敢为，连湖南都督谭延闿都很欣赏他，还任命他为茶陵县税政局长。
但是，周季勋并不迷恋官场，不久就弃政从商，后又在家乡开办钨矿、铁厂和电灯公司，成了茶陵的首富。